201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9年第四季度(总第87次)例会在北京召开。

“命就是钱。”2018年,《我不是药神》上映,主角程勇第一次去到印度的格列宁仿制药厂时说出的这句台词,让观众记忆深刻。

与神奇的疗效相伴的,是高昂的价格。治疗乳腺癌的靶向药“赫赛汀”在2017年全球十大畅销抗癌药榜单上排名第三,单支费用为2万余元;2017年在国内上市的肺癌靶向药“泰瑞沙9291”每盒价格5万余元,一盒只够吃一个月。

当时,这两种药物在我国都未进入医保,患者需全自费购买。

“看到我睡的床护栏没升起,便轻轻地抬起,我想他们可能怕患脑梗的老年人掉下床来摔伤。”这是黄廷干信中的一段文字。黄敬华说,父亲在住院时,对这些令他感动的细节专门做了笔记,出院后又写了满满两张纸的感谢信。父亲在信中还特意交代,一些照护他的护士记不住姓名,希望让护士长一并转达感谢。

周洋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新的新闻推送,“4.4元的话,4太多,中国人觉得难听,再降4分钱,4.36元,行不行?”

2018年底,新一轮抗癌药进医保政策开始落地,周洋四处打听哪里能买到便宜的“泰瑞沙”。

只能去省会城市长沙的医院。出发前,周洋要先去本地医院找医生开具“药品外购申请表”,然后分别经过科室主任、医院副院长签字,再到医院中心备案盖章,最后再去市医保局盖章。

“老人眼底有黄斑病变,视力不太好。之前,护士看到他拿着放大镜在写这封信,一笔一画写得很吃力。”韩献军说。

想要救父亲的命,周洋只有卖房一条路。

制度改革牵上市场之手,效率与公平,关乎生与死。

“把一款治疗2型糖尿病的药物达格列净片的价格从5.62元成功砍到4.36元,比起原先每片16.29元的市场价,谈判后药品降价幅度达到73%。”自从2017年父亲患上非小细胞肺癌,周洋阅读偏好的改变在APP新闻推送中表现得很明显。

以前,药就在那里,却买不起。 后来,药还在那里,却买不到。

除非抗癌药能进医保。

确诊4个月后,周洋的父亲开始服用“泰瑞沙9291”。2018年前三季度,这款被视为肺癌患者“神药”的靶向药,在中国市场销售额达到了18.5亿元。看起来是巨大的金额,但若做一下除法就能知道,4000多个病人9个月就能“吃”掉这么多钱。

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医生吕鹏威曾在微博上记录这样一件事情:又收了一个外院断药、来我院打“赫赛汀”的患者。看着冰箱里几十盒“赫赛汀”,想想我的药占比,头就大。用吧,药占比已经超了规定的一倍;不用吧,可病人确实需要啊!

没进医保前,买不起药;进了医保后,开不到药。从前年底到去年年中,这是许多抗癌药使用者面临的困境。

一家药企的车间里,工作人员在分拣药品。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易纲主持,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连维良、邹加怡、陈雨露、刘国强、宁吉喆、郭树清、易会满、田国立、刘世锦、刘伟、马骏出席会议。丁学东、潘功胜因公务请假。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济南分行、成都分行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周洋父亲身体里的癌细胞不会等,一旦没有靶向药的抑制,它们很快就会重新疯狂生长。

每天吃一颗价值1600多元的药片,不到一年时间,周洋父母40多万元的积蓄消耗殆尽。

“医生拿着片子一张一张地解释直到他听懂为止,护士反复演示如何采集大小便,这些细节让父亲很感动。”黄廷干的女儿黄敬华事后回忆,她的父亲十分关心身体各项指标,对各项检查结果喜欢刨根问底,但年龄大了有点耳背,会问些重复的问题,而医护人员都会不厌其烦地介绍清楚。

2019年11月28日,我国医保制度建立以来最大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谈判宣布收官。同时,一段出自谈判现场的“砍价”视频走红网络。

在老家那样一个中部地区的三线城市,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周洋“医院没进这个药”。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一名药师正遵照医嘱核对抗癌药物“格列卫”。新华社 发

周父的主治大夫、有20多年肿瘤治疗经验的医生张文清把靶向药物比作带有目标识别能力的导弹。肿瘤细胞表面有正常细胞没有的特异性蛋白质,靶向药据此来识别癌细胞,“定点杀灭。”

用药前,58岁的周父频繁咳嗽,脸色长期发黑,走上几步就喘个不停。服药不到一个月,他的面容明显白净了,在医院后期能与病友、医生自如地聊天,出院后还时不时去公园散步。“好了好了,一顿又能吃下一碗饭了。”路上遇到熟人关心,周父都开玩笑回答道。

从5万元到2500元,对周家人来说,无价的生命终于有望“有价”治疗,而且价格还不算贵。

“靶向药物”因《我不是药神》被许多普通人所知。电影中,只要持续服用格列宁,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身体状况就能显著改善。

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天有1万人确诊癌症。其中,适合靶向治疗的人是少数,负担得起靶向治疗费用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

写感谢信的老人叫黄廷干,2019年12月20日,老人因头晕来到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韩献军是其主诊医生。后来在查房时,韩献军无意中看到了老人这封感谢信。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7年7月,通过人社部与制药企业的谈判,18种抗肿瘤药物进入医保药品目录乙类范围,其中就包括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但周洋把那些复杂的西药名字反复看了很多遍,也没有发现“泰瑞沙”。

2017年2月,周父在湖南老家的一家三甲医院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当时疾病已处于三期末,没有了手术条件。不幸中的万幸,基因检测找到了周父基因突变所表达的特定蛋白质,这意味着他可以通过服用特定靶向药物来进行治疗。

2018年6月,国家医保局会同人社部、国家卫健委、财政部等启动了目录外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2018年10月,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与平均零售价相比,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平均比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价格低36%。

除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非小细胞肺癌,部分乳腺癌、直肠癌患者也可以通过靶向药来延续生命。

然而带着完整的手续到了长沙,买药也并不顺利,多家医院同样表示没进“泰瑞沙”。好不容易,周洋才在湖南全省最负盛名的湘雅医院开到了药。可到了2019年上半年,周洋再去,那里的医生也变得支支吾吾,“有时候有,有时候就说让我再等等看。”

所谓药占比,简单来说,就是病人看病的过程中,买药的花费占总花费的比例。2015年,国家卫计委出台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在2017年将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

生命无价,可很多时候想救命,代价却极为昂贵。周洋的父亲是价格不菲的抗癌药进入医保目录的受益者,即便如此,两年多来曲折的买药经历,依然数次让这个普通家庭跌入“治还是不治”的两难境地。

周洋在一家大型通信企业做程序员,月收入3万多元。父亲患病前,他刚在北京北五环外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准备结婚,每个月还房贷就超过1万元。

为什么药品明明进了医保,又降了价,却“消失”了?2018年底,癌症病人交流平台“与癌共舞”论坛上,曾推测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医院确实没进这种药物,二是医院有药费占比考核,三是医院有医保限额。后两种原因都会导致医院即使进了药,也不愿开给病人吃。

昂贵的抗癌药能报销,这让身患绝症的人看到了希望。可这同时意味着,要为13多亿人基本医疗护航的医保体系将面临挑战。

医保局很难,医院很难,医生很难,病人也很难。但再难,医保这艘巨轮都必须要往前走。

“谁家还没个病人”,无解之症,有药可医,一粒抗癌药和一粒感冒药,都很重要。

这一次,“泰瑞沙”名列其中。进入医保后,这款抗癌药价格降至15300元,按照周父的报销标准,每盒自付额仅2500多元。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当前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增长动力持续转换。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全面应用,贷款利率定价市场化程度提高,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错综复杂,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

会议指出,要继续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深刻变化,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不搞“大水漫灌”,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加大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坚持用市场化改革办法促进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

考核药占比的初衷是为了纠正我国医疗机构长期以来“以药养医”的局面,以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同时节约有限的医保经费。可一刀切的30%的考核标准却让很多医生陷入两难之中。

在山东,医疗志愿服务人员正为村民义诊。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同样两难的还有刚成立一年多的国家医疗保障局。作为“三医”(医院、医保、医药)中的“钱袋子”,握着有限的资金,医保局必须一刻不停地算账:把相当于普通感冒药价格数百倍的费用划给一个人吃抗癌药,公平吗?更现实的问题是,医保负担得起吗?

不用再有更多信息,周洋清楚这锱铢必较的4分钱,在医保体系中意味着什么。

在此一年多以前,现实早让周洋一家真切体会到这4个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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